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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15名村官因滥伐林木丢官获刑均经举报

发布时间:2019-11-23 23:03:43 编辑:笔名

“俺们不知道怎么就犯了法,你们教育教育、处罚处罚不行吗?”

“不行。”

北京远郊山区的4名村干部应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之约,乘长途公交车风尘仆仆来到城区,走进检察官办公室。当得知自己被人举报滥伐林木而面临涉罪起诉时,一个个瞪大眼睛惊呆了……

跨过法律红线就要蹲大牢

“截至目前,我们总共办理了8件15名村干部的涉林刑事案件。”西城区检察院公诉处检察官对《法制》说。

在西城区检察院看到一份文件:2008年4月9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公安局三家联合下发了《关于涉及森林陆生野生动植物刑事案件管辖的通知》,通知规定:“自2008年5月1日起,发生在北京市涉及森林和陆生野生动植物刑事案件,统一由北京市公安局森林公安分局侦查、提请逮捕、预审、移送起诉;统一指定由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审查起诉、提起公诉”。

据西城区检察院公诉处检察官介绍:3年来,该院严格依法办理涉林刑事案件,其中有15名村干部因触犯滥伐林木罪获刑,这一情况引起检察官的重视。在这些获罪判刑的村官中,有男性也有女性,有村书记、村副书记、村主任、村委委员,还有区(县)人大代表;他们中有年轻人、中年人和年过半百的人,其党龄从几年、十几年到几十年的都有。

涉林刑事案件统一归西城区检察院统一管辖后,全市各区县发生的涉林刑事案件显露出逐渐增多的趋势。来自西城区检察院公诉部门的一位办案人员认为:原先,涉林案件分别归属各区县公检法管辖,由于案发地人脉的种种关联,再加上涉林刑事案件不似杀人、强奸、抢劫、盗窃等刑事案件具有侵害人身及财产的恶劣后果,有些案件被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据办案检察官透露,8件15名村官被起诉判刑后,消息在农村迅速传开。反馈回来的信息是:最让农村基层干部震惊的是,不管当官有多久,对新农村建设功劳有多大,村干部跨过法律红线滥伐林木,就要蹲大牢。

“我村主任说话没人敢言语”

在涉林刑事案卷的讯问笔录里,村官们留下了一些耐人寻味的话语:

“办什么采伐证啊,都知道办证手续麻烦。”

“俺们村里、镇里全都乡里乡亲的,反正是为集体,砍树没人知道就算啦,民不举官不究嘛!”

“俺们跟镇里干部讲了伐树的事,人家说自己看着办吧,这不是什么大事儿。”

高金春是西城区检察院公诉处一名经办过多起村干部涉林刑事案件的资深检察官。在他看来,农村基层群众干部对砍伐防护林、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以及特种用途林带的树木有着高度的警惕性和自觉性,但对于森林法中规定的小片树林或零星树木,尤其是对“火烧木”、“风倒木”、“虫害木”的采伐,农村群众和干部往往不以为然。

尽管村干部在年复一年的林业法律知识普及和培训中明知采伐林木必须要到政府部门办理采伐许可证,但涉案犯罪的村干部或是因为架设高压线要经过村里地界而砍树;或是为村庄美观将一些河沟、荒坡杂乱生长的树木砍伐掉;或是为建设村委房屋,砍掉“碍事儿”的树木;或是因一树木遭遇火烧而砍掉,或是因为办理了采伐证但默许村民超量、超范围砍伐。凡此种种案情均反映出村、镇两级干部在林业法律意识上的淡漠。

“这些村干部对林木进行无证砍伐或超范围砍伐,一般均不是为自己牟利的行为。”高金春告诉,“从涉罪案情来看,村干部决定砍树都有着为村民、村集体利益做好事的各式动机。”

在这位办案检察官看来,涉罪村干部作出砍树决定时,一般分为两种情形:

在村主任与书记由两个人分别担任的村里,砍树时开一个村委会会议,有会议记录。不正规的做法是,书记和主任口头商量一下就完事,算是个碰头会。而那些书记兼村主任的干部往往一个人说了算,其他人不发表意见。

“跟那些村干部聊天后发现,这些‘一把手’就是全村的家长,村民自己也是这么认为。”高金春亲耳听到一位村官这样说,“我这个村主任讲话没人敢言语!”

村官涉林案均经举报发现

听到办案检察官介绍了这样一种案情:有的村子是村委会统一写一份砍伐申请表,把几片儿要砍伐的树木合在一起,直接汇报给上级主管部门。拿到有关部门和领导的批复后,村民们却并不严格按照采伐许可批准的申请数量或范围进行采伐,而是超范围、超数量采伐。当上级追究时,村民把全部推到村干部头上,弄得村干部倍感冤屈。

在西城区检察院涉林刑事犯罪的案卷里,记录着这样一起案情:

因政府启动搬迁安居工程,北京市怀柔区山区某村将迁往相对平坦的地方。由于山上留有村民当年栽种的树木,村民向村委提出要求,认为山上有些树是自己花费心血栽种的,一旦远远搬走后就很难照顾这些树。于是,村委会向上级部门提出采伐申请并取得上级部门颁发的对部分树木予以采伐的许可证。

或许是村干部自己没解释清楚,或许是村民故意多砍多伐,最终的现实演变成多砍多伐的犯罪行为受到知情人举报。村干部认为做事的动机是出于好心,不是为自己谋利,但到头来却犯了罪,心里特别委屈。

“涉林职务犯罪案件都是经举报发现的。”高金春说。

从预防村干部卷入涉林刑事案件的角度来看,高金春认为关键点在于“农村基层干部没有主动把预防涉林刑事案件放在重要的工作日程上”。

另据西城区检察院办案部门统计显示:村干部砍伐树木而根本未向镇里或林业部门申请的涉罪案件,在西城区检察院经办的涉林刑事案件总数中占到三分之一。

在西城区办案检察官办公室电脑屏幕上,看到有关北京林木绿化的一些重要数据:

“北京全市目前林地面积占整个土地面积的62.2%;全市绿化面积达52.6%;全市37.6%的地区已形成森林……”

“北京市对林木保护投入特别大,政府每年都拿出大笔资金给郊区农民。”据高金春了解,北京市政府每年都要拿出大笔资金拨给市园林绿化局,由园林绿化局下发到各个区县。根据规定,国家按照种植林木面积的精确统计把补助金下发到村委,再由村委按个人种植面积补给村民个人。很多村民不用种粮食,专门上山护林搞绿化,以国家拨付的财政护林补助为生。

这位办案检察官强调说:无论是砍伐“火烧木”、“风倒木”、还是“虫害木”,都必须办理采伐许可证。除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林木不需要办理采伐许可证外,采伐其他林木无一例外要办采伐许可证,即使是村民自己栽种的树木,这条法律红线也不允许任何人超越。(杜萌赵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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